李铁，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，研究员、博士生导师。他曾在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、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、国家体改委和国务院体改办工作。
李铁认为，在观念上要校正惯性的、传统的计划经济思维模式，还需要长期措施。
中央今年3月出台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。对此，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表示，粗放的发展模式仍存惯性，改变这种模式还存在很大挑战。
土地财政问题尚未得到有效遏制
新京报：你如何看这一年来推进城镇化的进展？
李铁：中央出台一系列政策，对地方债务问题、政绩工程问题、城市发展模式等进行规范引导。在地方层面，各地也制定了城镇化发展规划，对本地区城镇化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。
新京报：你认为当下推进城镇化还有哪些方面的困难？
李铁：仅靠一个会、一个文件来扭转几十年发展形成的矛盾很困难。特别是在观念上，要校正惯性的、传统的计划经济思维模式，还需要长期措施。
毕竟30年的改革发展，大家习惯了粗放的发展模式，习惯用大量短期行为来推动城市发展，积累了不少的矛盾。比如说要解决大量的外来人口问题，不仅涉及干部思维的变化，还涉及原有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利益结构调整。这就对以往城市发展模式形成挑战。
新京报：这种对以往城市发展模式的挑战具体是怎样的？
李铁：以往都是粗放型的城市发展模式，这种模式的形成有很多制度上的原因。比如说，城市依赖于土地进行基础设施建设，进行招商引资，靠卖地来解决地方财政问题已经成为一种发展的惯性。这种发展惯性到目前为止仍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。要改变这种发展模式，就面临很大的挑战。
第一，怎样调整既得的财政利益？绝大部分地区都是低价征地完成招商引资，进行公共服务支出。如果把土地财政断掉，恐怕很多地方融资平台就会出现断裂，地方债务可能就会崩盘。第二，有没有新的模式进行替代？没有替代模式，土地财政问题肯定无法解决，甚至会加剧矛盾。
另一方面，农村集体土地能否真正实现同权？有些地方如北京海淀，在这方面进行了尝试，农村集体土地也可以进行抵押贷款。但更大范围内的农村集体用地流转，则面临很多制度瓶颈。
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应注重运营效率
新京报：地方财力是城市发展的重要保证。不久前，北京进行了地铁公交的调价听证，从城镇化发展资金保障的角度，你如何评价北京的地铁公交调价？
李铁：调价是必须的。实行低票价、高福利，再利用土地财政补贴维持城市基础设施的低效运转，这是不可持续的。调价面临的巨大挑战是公众的承受能力，也会面临怎样补贴中低收入人口等问题；但无论怎样，价格改革都是势在必行的。不过，按目前价格改革走下去，也不见得能够维持基础设施、公共交通的高效运转。
新京报：怎样才能提高公共投资的运营效率？
李铁：第一，要降低运营成本。这些年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建设，大量忽视了居民的方便程度，而是看重面子工程。我去过很多国家，像中国这样的豪华型基础设施供给很少，国外地铁站点、停车大厅的装饰没那么豪华，都是很实用的。
第二，管理效率要提高，要更市场化。全世界的普遍规律是，民营资本流转要比国有资本的效率高。
第三，在整个基础设施投入过程中，要注重发挥综合功用，提高周边配套设施升值空间，利用地铁站点周边土地和地下空间给运营公司补偿。
第四，新的基础设施建设让步给市场。很多国家的地铁有国有的，也有民营的。竞争也可以带来运营体制的创新和效率的大幅提高。
改革城市管理体制释放中小城市活力
新京报：你最近刚从德国回来。德国的中小城市发展有哪些可供中国借鉴的地方？
李铁：德国城市管理体制和我们不一样。中国城市是等级化的管理体制，这就使各种资源集中流向高等级的大城市、特大城市；而德国所有中小城市是自治的。怎样突破等级管理的束缚？怎样发挥中小城市活力？这是我们未来在城市管理制度改革过程中非常有意思的话题。
全国5万人口以上的建制镇800多个，是不是要及早转化为市？这其中需要破解一些机构、管理体制难题。只要打破了管理体制壁垒，权限下放，给中小城市发展活力，加上交通资源的再配置，中国特大城市、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局面就会出现。
□新京报记者 张旭
